马家窑文化 舞蹈彩纹陶盆
诺木洪文化 铜牦牛
唐代黄地宝相花刺绣鞍鞯
明代西天佛子大国师鎏金银印
清代青海北左翼末旗扎萨克蒙文银印
明永乐款 鎏金铜三足香炉
明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
展览：高原丝路 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
展期：4月21日至8月31日
地点：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青海因“高原丝路”的历史地位，成为象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地理坐标，而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城南21公里处的瞿昙寺，以其独特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成为这一坐标上的亮点。本次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的展览围绕着瞿昙寺的历史沿革，搭建起一个地理、历史、人文舞台，以84件/套文物、113件精美壁画临摹品为依托，讲述了一段雪域高原的动人故事。
融入华夏根脉的史前历程
青海雄踞江河源头，是青藏高原的门户。早在史前时期，就逐步形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又与黄河流域文明根脉相连、同源共生。本展的序曲部分以来自新石器时期代表不同文化谱系的文物，让观众领略到彩陶、玉礼器、农牧技术与青铜文明在青海的碰撞与互鉴。
出土于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一个舞蹈纹彩陶盆率先登场，将文明的起点拉回到距今约53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此时，中原文化的突出代表仰韶文化由东向西扩张，至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然形成一条以陕甘地区为根基、以彩陶器物传播为主的史前文化拓展路线，即“彩陶之路”，地处这一线路西端的青海由此得以传承和发展灿烂的彩陶文化。
这件彩陶盆为细泥红陶，内外黑彩，外壁绘有三道平行弦纹，口沿内壁绘有两组手拉手群舞的人体图形，共24人。人物之间以弧线纹、斜线纹、圆点纹相隔，画面饱满而充实。这种众人手挽手舞蹈的形象是史前彩陶和岩画艺术中较为常见的主题，可能并非是一种纯粹的舞蹈艺术再现，而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仪式活动。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原农耕文化向西扩展始于距今5500年前后，最西端抵达青海东部的民和、互助、循化，以及甘肃古浪一带，以青海民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遗址为代表。
可以说，彩陶是农耕文化西向扩展中最具标志性的器物。距今约5000年前后，农耕文化西扩的第二波在青海东部大致形成南北两条路线，北线由甘肃中部向青海东部与河西走廊延伸，见于青海西宁上孙家寨遗址；南线抵达共和盆地，形成宗日文化，以同德宗日遗址为代表。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原文明迈入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黄河上游流域也开启了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继起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最具代表性。
诺木洪文化铜牦牛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再一次提醒我们，至少在距今3500—3000年间，青海西部地区就已出现驯化的牦牛。而铃铛状铜杆头饰提示考古学家此地与斯基泰人的联系。距今3000年前后，杆头饰在欧亚草原广泛流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主要被用作仪式活动中的仪仗或车上的辅助器件。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鲍家寨遗址的卡约文化弦纹人字纹铜鬲（lì），从形制看，明显受到中原地区早期商文化影响，是早期商文化影响青海地区的实物见证。
逐步归入中原王朝
河湟谷地位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是由湟水和黄河冲击而成的两个谷地的统称，古称“三河间”。该地区西倚青藏高原，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是青海东北最富庶的地区，也是连接川、藏、甘、宁、新、陕等省区的交通要道。
自汉代，河湟地区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汉武帝以来，中央政府对河湟地区实施有效的统治，将中原人口移居青海东部，实行开置公田、屯田河湟的政策，帮助该地区的主要居民羌人发展生产，开启多民族共生格局。西宁市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上可见详细的军队管理规定，印证了汉代在青海实行屯田，且耕且战的历史事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立国青海，雄踞西北。胡人牵驼模印砖出土于西宁市徐家寨南北朝砖室墓。砖面描绘了一位头戴尖帽的西域胡商牵着一匹骆驼，远处群山连绵，生动再现了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常见的一幕。
进入隋唐时期，青海地区与中原的交往更加紧密。唐代黄地宝相花刺绣鞍鞯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鞍鞯以黄绢为地，用白、棕、蓝、绿等色线以锁绣针法绣成，图案基本元素为唐代流行的宝相花，花瓣呈桃形，瓣内有蕾，四瓣形成一朵宝相花，花瓣又相互联结，显得极为华丽，是唐蕃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
隋唐以降，吐蕃、宋、西夏、金等政权相继统治，民族往来与文化交融日益深入。青海海西地区保存有众多吐蕃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丝织品、漆木器以及彩绘木棺板画和墓室壁画，包含许多东西文化元素，证明这一时段青海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青唐道成为连接中原、西域与高原的交通命脉，极大地推动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
多封众建 因俗以治
河湟谷地是高原之上开辟出的一片绿洲沃野，成为农耕文明在高原的重要落点。这里地处中国西北农牧交界地带，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包括河湟以西的青海地区以及再往西的西藏地区，采取了诸多“因俗而治”的办法。
明朝建立后，在西北地处汉藏交错地带的河湟洮岷地区设立西宁卫、河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西番诸卫”，以军事卫所为依托，统军治民，从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各方面入手，在大一统的整体框架内，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形成兼顾国家秩序与地方传统的边地治理格局，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宁。
明朝“西番诸卫”官兵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构成，卫所中形成汉官与土官参治的局面。土官即少数民族武官，率治土兵土民；明朝政府还将卫所武职授予辖下藏族等少数民族部落酋长，“其诸豪有力者，或指挥、千户、百户，各授有差”，使之成为明代河湟地区土官暨明朝统治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现场展出了一份重要文件，是明代“诰封阿卜束为必里千户所副千户”诰命。文中记述了洪武六年八月（1373年），明朝廷封阿卜束为必里千户所副千户一事。这份封诰与必里卫中千户所印一起成为明朝在河湟地区实施土流参治策略的实物见证。而另一件展品，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颁布的招“番”固边告示，内容涵盖两方面：一是为巩固西北边防稳定，号召番族积极配合明朝廷修筑堡寨，齐心保边的策略；二是意在恢复中断了的茶马交易。
清朝廷基本延续了明朝在此地建立的制度，继续“因俗以治”的政策。展厅中两枚印章可以作证。一枚方形虎形钮银印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管辖权，印台的正前方阴刻汉文“礼部造”，正后方阴刻对应满文。此印为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之一的南右翼首旗扎萨克印。该旗的首任扎萨克（官职名称）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被封为贝勒。至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胁迫他参与反叛，不从，受到清政府表彰，晋封多罗郡王，雍正三年（1725年）授扎萨克。另一枚银印的规格与性质相同，也为方形印、虎形钮，是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之一的北左翼末旗扎萨克所用之印。
以佛化边的策略
11世纪，河湟地区被吐蕃王室后裔唃（gǔ）厮啰（藏语“佛子”的意思）建立的地方政权所统治。该政权尊崇佛教，使得佛教信仰成为河湟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鲜明特征。
1099年，北宋进取河湟，施行“因俗以治”政策，“以佛事怀柔之”。此后，西夏、金、元、明等一以贯之，使佛教在安定社会、维护地方秩序、促进民族文化交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青海东部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两岸，至今仍分布有北禅寺、白马寺、乐都北山石窟等早期佛教洞窟。这些早期佛教洞窟主要开凿于11-12世纪，即唃厮啰、北宋、西夏统治河湟时期，足见这一时期佛教发展迅速。
至明代，瞿昙寺隆重登场了。洪武初年，高僧桑杰扎西即三罗喇嘛以其威望“为书招降罕东诸部”，促成青海罕东诸部陆续归附明朝，安多地区遂趋向安定。为褒奖三罗喇嘛，明太祖朱元璋为其所建寺庙钦赐“瞿昙”寺额和“敕护”以表权力和庇佑。
明太祖之后，明太宗、明仁宗、明宣宗及明景帝等多次下诏扩建寺院，并不断给寺院颁赐敕谕及各类佛像法器。瞿昙寺融汇了当时的地方建筑和远在北京的皇家建筑风格，恢宏壮丽，成为明代河湟地区最具代表性、最大规制、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皇家巨刹。
永乐十六年（1418年），瞿昙寺建立宝光殿。殿内供奉御赐金佛，因皇家出资并派监理督工，殿宇规模明显扩大，已经有了皇家建筑的气象。今御赐金佛像已不存，但胁侍菩萨造像仍在。这尊1.46米高的鎏金铜观音成为本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展品。菩萨头戴五叶宝冠，发髻高束，耳坠大圆耳珰，面容温婉慈祥。双手各牵莲花长茎，胸前璎珞华丽，细腰收腹，体态优美。造像融合汉藏风格，饰有联珠纹的双层仰覆莲座为藏式，汉地风格的长帛绕身、裙褶飘逸。在莲座前沿，以汉、梵、藏三种文字书“大明永乐年施”，为国内罕见。
宣德时期，朱瞻基还下令调拨西宁卫五十二名官军长驻瞿昙寺，洒扫巡视寺宇。如今，保存在隆国殿的斗匾和雕刻精美的须弥座玉石莲台、“皇帝万万岁”牌位、六伏狮曼陀罗须弥座、象背云鼓，以及大鼓楼内的云鼓、大钟楼内铸有“宣德二年”铭文的大铜钟、鎏金铜鼎都是宣德时期的御制品。这些以复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展厅之中。各种供器多配以来自中原的珍贵花斑石底座，上面均有汉、梵、藏三文对照的“大明永乐年施”款，可见当年繁华鼎盛之景。
明英宗在位时曾下诏为瞿昙寺修筑护墙（现存残垣）和壕沟，形成寺堡。明宪宗成化二年，瞿昙寺前院又增建东、西碑亭。明神宗万历元年，加筑瞿昙寺城堡东、南两面城墙，俗称新城（已毁）。天启七年瞿昙寺东北隅添建经堂。清乾隆四十七年，添建瞿昙殿抱厦。
瞿昙寺作为明皇家赓续经营的典范，不仅受到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和广大信众的尊崇，而且深刻影响到了北京隆福寺、甘肃永登县妙因寺和感恩寺，以及青海民和县弘化寺等寺庙的建造。
前有敦煌 后有瞿昙
瞿昙寺整体布局体现了对称之美。它严格遵循明代皇家宫廷建筑中轴对称的格局，由前、中、后三进院落组成。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金刚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两侧建有东西御碑亭、护法殿、三世殿、小钟鼓楼、配殿、香趣塔、大钟鼓楼、回廊及抄手斜廊，与北京故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有“高原小故宫”之美誉。
瞿昙寺的建筑风格是其作为汉藏文化交流桥梁最直观的体现，其建筑细节如斗拱形制、门窗隔扇的簇六雪花纹、屋顶吻兽等，均与明代官式建筑程式一致，显示出皇家风范。然而，在汉式主体风格下，瞿昙寺也巧妙融入了藏式元素。例如，寺内分布着四座藏式白塔，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檐木装修。这种汉藏建筑风格的完美融合，不仅是艺术上的创新，更是文化上相互借鉴、彼此包容的具体写照，成为青藏高原佛教中国化的鲜活实证。
瞿昙寺另一大特色是壁画，现存明清时期回廊与殿堂壁画总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其中约80%为明代壁画，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明代永宣时期代表性壁画作品，其余壁画则属于清代。瞿昙寺现存壁画风格上承宋元，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之誉。
本次展览第三部分集中展出瞿昙寺回廊和殿堂代表性壁画摹本。殿堂壁画体现了汉藏交融、重彩庄严的特点，其中以隆国殿壁画为最。殿里保存有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沥粉贴金壁画群，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明代沥粉贴金佛教壁画群。壁画构图宏大，金色厚重明亮，气势恢宏，是汉藏艺术高度统一的表现，也是明代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典范。
与萨迦寺殊途同归
尤为难得的是，瞿昙寺完整地保存下来五通明代碑刻。它们分别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皆为宏阔巨制。石碑形制规整，字体俊秀，均为汉藏文对照。这些碑刻对于研究明代中央王朝对西部边疆地区治理方略、瞿昙寺建寺沿革及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具重要文献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寺内现存明洪熙元年“御制瞿昙寺碑”，铭刻着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一词的汉藏对照表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证据。
由此，瞿昙寺成为明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北、推行“抚边”政策、巩固统治的重要政治纽带的象征，其历史作用远超宗教范畴。由此联想到伫立在青藏高原的另一所名刹——萨迦寺。今年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多家文博单位在午门共同举办了“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
萨迦寺始建于1073年，位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与雅鲁藏布江之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祥地。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蒙古王子阔端举行“凉州会谈”，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格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瞿昙寺与萨迦寺所承载的建筑、雕塑、壁画和珍贵文物，无不是青藏高原佛教中国化、汉藏友好关系最鲜活的历史实证，生动地反映了华夏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史实。
文/王建南
图源/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编辑/王鹏配先查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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